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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淫这件事一直是新中国的头疼事。共产党刚进北京的时候，毛主席看到路边有妓女被老鸨追打，很看不下去，命令马上取缔，当时是由罗瑞卿按军事行动的方式执行的，解放军何等厉害，即令娼妓盛行了几千年，毛主席一声令下，摧枯拉朽，根本不堪一击。以下是人民日报对这次行动的报道：

　　由市属各单位抽调出的2400余干部和民警配合27个行动小组，前往各妓院执行这一使命。

　　“当！当！当……”时针指向了8点，妓院的丧钟也敲响了。

　　27个行动小组的同志带着干部、民警按预定计划依次进入各家妓院，将所有妓女嫖客及其他人员统统叫出房来到院中集合，先由行动组长当众宣读市政府封闭妓院的命令，然后将嫖客带进指定房间看管起来，以待审查教育。

　　行动组女干部们将妓女们召集到一起，微笑着说：“姐妹们别害怕，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

　　然而，反应却是出奇的冷漠。衣衫不整、惊魂未定的妓女们，好容易听清末了的一句：“现在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地方，赶快收拾一下行李，准备出发吧！”屋里立刻就炸了营。

　　“叫我们上哪儿？”几声惊叫同时出口。

　　“政府成立了妇女生产教养院，让你们一起学习，治病……”

　　“骗人，我们哪也不去！”妓女们死活不相信，哭闹起来。有的说：“解放，解放，干嘛不放了我们，要把我们拉走关起来？”厉害点的还倒在地上撒泼打滚，寻死觅活。

　　女干部们对眼前的情景有点弄不明白：被欺侮的妓女难道不愿跳出火坑堂堂正正地做人？

　　这里边的原因其实是很复杂的，多数的低级娼妓，饱受剥削凌辱，内心极为渴求翻身。她们的冷漠慌乱主要是对共产党缺乏了解，又受了老板及一些反动分子的谣言欺骗，生怕才出苦海又上刀山。而少数妓女是因为已经习惯了妓院那种淫荡奢逸的生活。

　　在八大胡同内的“潇湘馆”，一个半裸的妓女披头散发搂住行动组长的大腿哭叫：“不让我们接客我们怎么活呀？让我们去堵炮眼可不成啊，让我们去配煤黑子我们可不干啊！”行动组长喝令她起来穿好衣服，另一个女同志把她拽到一旁连声追问：“是谁说要把你们送前线，配煤黑子？”问得对方支支吾吾不敢抬头。经现场查证，此人原来是个兼操卖淫的妓院领家，于是当即把她看押起来。其余妓女很快便平静下来。

　　经过全体干部战士的努力，到11月22日凌晨5时，行动胜利结束。此一役，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454名妓院老板、领家被集中到公安局，待审查后分别处理，1268名妓女被送往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她们将在那里治疗疾病，改造思想，获得新生。

　　几小时后，彻夜未眠的罗瑞卿总指挥，向全市人民庄严宣告：“北京市从此再不存在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妓院制度了！”

　　在随后的30年，妓女真的销声匿迹，到1964年，中国宣布基本消灭了性病。这30年人们主要忙着搞批判，加上全国实行高就业低工资和票证制度，没有一个人手里有多余的钱可以购买性服务，基尼系数是2，中国几乎是全世界收入最平等的国家。

　　从80年代改革开始，30年过去，国家经济大发展，基尼系数从2剧增到5，超过了社会动乱的警戒线，超过了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手里有了闲钱，开始投向性服务。有需求就有供给，卖淫业迅速崛起，怎么扫也扫不掉，通知、法律、政令、运动年年都搞，可再也没有解放初期那个效果。中国的反卖淫简直可以说已经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但是无论怎样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收效甚微。

　　我觉得到了冷静分析一下的时候了，气急败坏不管用，暗自发狠也不管用，还是从头到尾好好想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正确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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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分析需求：对性服务的需求有两类，一类是匮乏型需求，就是缺乏性伴，没老婆的人，组成人员为城市中最贫困、丑陋的人，未婚民工和已婚但是妻子留守农村的民工，农村的贫苦农民。由于出生婴儿性别比已经多年为120（120个男婴对100个女婴），在这些年代出生的人群进入青春期之后，有几千万男人将面临婚姻拥挤即完全没有女人剩下的情况，他们将成为需求性服务的潜在群体，总不能要求几千万人完全靠自慰解决性欲问题。另一类需求是富裕型需求，有人不满足于婚姻之内的性生活，想要更多的花样。

　　其次分析供给：供给性服务的人也有两类，一类是匮乏型的，就是出于贫困原因，其中不乏被拐卖、被强迫入行的人，正是罗瑞卿所说的“遭受蹂躏、摧残的妇女”；另一类是富裕型的，他们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觉得比起干粗活还不如做这行活计轻报酬高，对这些人来说，提供性服务就像一份普通的工作，没有受蹂躏、受摧残的感觉。

　　分析了商品社会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30年一直解决不了卖淫问题。我们不可能再回到前30年的计划经济社会，也就不可能用生硬的禁止方法彻底解决卖淫问题。时代变了，社会环境改变了，禁娼政策不改变就只能失效。

　　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没有卖淫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人，男女平等，人人平等，性关系都是出于自愿完全免费的，人既不会为长期饭票(当配偶、当二奶、当情人)而提供性服务，也不会为短期饭票（当娼妓，当性工作者）而提供性服务，性根本不是服务，是两情相悦，是两个独立平等的个人相互满足性欲，共同追求生活中的快乐和幸福。

　　现当代一些发达国家在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之后，已经出现卖淫业衰退的趋势，美国193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高达30%以上，197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以下；作为对照，中国193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几乎为零，1975年出生年龄组的男性寻求过性服务的比例已经超过20%。（见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这个时间段两国的卖淫政策都没有过什么大的改变，美国是不严厉打击的政策，中国是严厉打击的政策。由此可见，卖淫现象的兴衰与打击不打击关系不大，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更大。在西方国家，性工作者中患有性病的比例一般控制在5%以下，而中国性工作者性病率在80%以上，即使冒着得性病的危险，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得了艾滋病就基本等于死刑），人们还要去做，怎么打击也不行，就是因为有刚性需求，这个刚性需求用法律严厉打击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用道德谴责的办法更解决不了问题。只是做无用功。

　　我认为根本解决卖淫问题的办法在于：汲取西方性革命的经验，对人们的性需求采取一种更宽松的政策，就像1997年取消流氓罪（刑罚惩罚所有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一样，取消各类对人们性需求的严刑峻法，如聚众淫乱罪（刑罚惩罚所有三人以上的性行为）；将淫秽品法改为分级管理制，以便满足一部分成年人的性需求（不应再抓捕看色情片的民工和录像店老板）；对婚前性行为持更加容忍的态度，以便使一部分暂时找不到结婚配偶的年轻人的性需求得到满足；多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搞好全民特别是农民的老年养老福利制度，降低人们生男孩的欲望；将对性工作者罚款和劳教的政策，改变为为其治疗性病、提供其他社会技能和就业机会的服务型政策，为防止性病传播，严厉推行百分之百安全套制度，严密监测，随时抽查，惩罚不用安全套的行为，最大限度地避免性病传播。只有用这套全面治理的办法，下这样的长期功夫，才能根本扭转卖淫蔓延的势头，早日到达发达国家中卖淫业整体衰落的转折点，最终实现彻底消灭卖淫的目标，使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真正没有卖淫现象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摘自李银河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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