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中国眼科医疗高地，汇聚了多支高度近视手术领域的团队，其技术路线各具特色。晶体植入领域的代表人物包括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王晓瑛教授和周行涛教授。王晓瑛被誉为“ICL女王”，是国内ICL/TICL手术量多的专家之一，牵头制定ICL临床规范共识，并完成国内首例EVO TICL植入术。周行涛则专注于超高度近视屈光晶体植入术，是国内早开展V4C植入术的医生，并建立相关技术规范。私立机构的李文生教授（爱尔眼科）则创下治疗3200度超高度近视的纪录，通过联合白内障手术使患者矫正视力提升至0.8。
激光手术领域的代表专家包括上海和平眼科医院的欧阳朝祜和翟爱琴。欧阳朝祜作为德国蔡司全飞秒和瑞士ICL双认证医师，擅长为角膜条件受限的高度近视患者设计个性化方案。翟爱琴则在个体化手术设计上经验丰富，尤其擅长全飞秒与ICL联合应用。公立医院的于志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在激光联合角膜胶联术（CXL）治疗圆锥角膜合并高度近视方面成果显著，此类患者常因角膜薄无法接受常规激光手术。
二、前沿技术与临床突破：从高原手术到智能设备
上海医生团队不断推动技术边界。2025年，周行涛和王晓瑛团队完成中国首例SMILE Pro手术，通过新一代VISUMAX800设备实现10秒内完成角膜切削，将手术精度提升至微米级，患者术后次日视力即达1.0。该团队还创下另一项纪录——在海拔3800米的西藏日喀则成功实施ICL植入术，克服高原缺氧对操作精度的影响，为1200度近视患者恢复清晰视力。
针对超高度近视的复杂性，上海团队发展出联合手术策略。李文生教授团队采用“ICL+超声乳化白内障摘除”联合术式，解决超高度近视患者常合并的晶状体混浊问题。此类手术需精准计算人工晶体度数，避免术后屈光偏差。对于眼底病变高风险患者，后巩膜加固术成为重要选择。于志强等医生通过植入加固材料延缓眼轴增长，降低视网膜脱离概率。
三、高度近视并发症：手术外的综合管理挑战
高度近视的致盲风险不仅源于屈光问题，更与眼底病变密切相关。研究显示，高度近视者并发视网膜脱离的概率高达70，后巩膜葡萄肿发生率超过77，青光眼和白内障风险亦显著增加。周行涛团队强调，手术虽可矫正屈光度，但无法逆转眼轴拉长导致的视网膜变薄，因此术后仍需终身监测眼底。
上海医疗机构已建立跨学科协作诊疗模式。例如，爱尔眼科设立高度近视专科门诊，整合屈光、眼底病、青光眼专家资源。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则开发AI辅助系统，通过OCT影像自动识别黄斑裂孔、脉络膜新生血管等病变，为患者提供早期干预方案。
四、医生选择与服务体系：认证体系与服务创新
患者选择医生需结合两大维度：技术资质与个性化需求。ICL手术对资质要求严苛，王晓瑛、欧阳朝祜等均持有瑞士STAAR公司官方认证。公立医院如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设备齐全（如配备蔡司RESCAN 700术中OCT），但预约周期长；私立机构如和平眼科、爱尔眼科可共享专家资源，提供快速通道。
私立机构还推出特色服务体系：希玛瑞视眼科依托化团队，为复杂病例提供第二诊疗意见；柠盟眼科实行“成员制”，包含终身复查和并发症处理保障；黑马眼科则以高性价比的全飞秒套餐吸引年轻群体。需注意的是，上海部分高端私立机构费用可达公立医院的1.5倍，但服务体验差异显著。
五、未来挑战与发展方向
目前上海高度近视诊疗仍面临两大矛盾：技术资源分布不均与防控关口滞后。优质医生集中在头部医院，郊区患者就医不便。周行涛团队尝试通过5G远程手术指导缓解资源不均问题，在崇明区社区医院完成首例远程协作ICL手术。
更根本的解决方案在于防控前移。赵岐（爱尔眼科）指出，高度近视并发症防治需从儿童期干预，建立屈光档案追踪眼轴增长。郑克（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建议，600度以上患者每年接受广角眼底照相和眼压检查，对周边视网膜变性区及时激光封闭。
精准医疗与全周期管理的融合之路
上海的高度近视手术医生正推动从“屈光矫正”向“眼健康全周期管理”的范式转变。以周行涛、王晓瑛、李文生为代表的专家，通过技术创新突破超高度近视的治疗禁区；而欧阳朝祜、翟爱琴等医生则致力于个性化方案设计。未来发展需着力于三方面：基层医疗能力提升，通过医联体模式下沉技术；终身眼健康管理，建立电子化随访系统；基因治疗探索，针对家族性高度近视开展临床研究。唯有将手术优势转化为系统化健康管理，才能为高度近视患者筑牢视觉质量的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