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夏，上海市崇明区横沙乡的两次“公益义诊”揭开了一场违规医疗操作的帷幕。上海爱尔眼科医院在未取得执业许可的情况下，擅自使用非医务人员开展裂隙灯检查等诊疗活动，终被监管部门处以5万元罚款。这并非孤例——早在2023年，该机构就因在闵行区“学雷锋日”活动中未备案义诊遭罚，却辩称“仅属程序瑕疵”。当行业巨头屡次触碰法律红线，暴露的不仅是单家机构的失范，更是民营医疗野蛮生长模式下的系统性风险。
事件脉络与违法事实
2024年5月，上海爱尔眼科在崇明区横沙乡新北村和丰乐村开展义诊活动，现场由非医师黄冬梅、俞小洲等操作专业医疗设备进行裂隙灯检查。经崇明区卫健委调查，该活动不仅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更存在两大违规：一是擅自变更义诊时间逃避监管；二是使用无资质人员从事诊疗行为。依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此类行为按“擅自执业”论处，法定处罚上限可达违法所得20倍罚款。
回溯其违规历史，2023年同城闵行区罚单已揭示相似模式：以“公益”之名行无证医疗之实。尽管爱尔声明“仅未备案”，但法律层面，未获执业许可的义诊本质上即非法行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24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两次处罚的连贯性，印证了其合规意识的淡漠。
连锁反应与集团监管漏洞
上海事件仅是爱尔眼科全国违规版图的冰山一角。2024年卫健委排查三省93家爱尔医院，发现南京、扬州、蚌埠、咸宁4家医院伪造患者手术日期，帮助公考者规避“术后6个月体检”规定。更触目惊心的是，蚌埠爱尔曾因放任患者篡改未填日期的诊断证明，间接导致一名青年术后并发症死亡。
行政处罚记录显示系统性失控：2024年Q1新增罚单25例，涉及21家医院，问题涵盖骗保、非法行医、虚假广告等；无锡爱尔因商业贿赂被罚没23万元；佛山爱尔因串换诊疗项目侵占医保基金被追缴71万元。截至2024年4月，公开可查的累计处罚已达303例。这些数据折射出集团对分支机构监管的形式化，将市场扩张置于医疗合规之上。
扩张模式与合规风险溯源
爱尔眼科的违规根源深植于其“杠杆式扩张”商业模式。通过设立产业并购基金（如深圳前海东方爱尔基金），以2000万元自有资金撬动2亿元杠杆，批量收购新建医院。统计显示，2014年采用该模式后，年均新增医院数量从7家飙升至39家，增速从16跃至41.1。这种“先扩张后整顿”的策略，使商誉从2014年的2.49亿暴增至2024年的87.49亿，增幅超30倍。
高速扩张伴随业绩压力传导。2024年财报显示，其核心业务毛利率全面下滑：屈光项目毛利降至55.11，视光项目降至54.49。业内高管透露，北京全飞秒手术价格已从2万降至1.7万元，贵州甚至探至1.1万。在价格战与资本回报的双重挤压下，部分医院选择铤而走险——通过骗保、过度医疗、无证执业等手段维持利润，形成“违规-盈利-再扩张”的恶性循环。
监管短板与制度完善方向
现行监管体系对连锁医疗集团存在明显适配滞后。按《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指导意见》，医疗机构实行属地化管理，但跨区域集团可通过分散注册地规避重点监管。更关键的是，处罚力度与违法收益严重不匹配：上海爱尔两次无证执业仅各罚5万，而2024年其母公司营收达209.82亿元。对比《药品管理法》对无证经营药品高货值金额30倍罚款的规定，医疗执业违法成本明显偏低。
改革方向已现端倪。2025年《高端医疗器械监管新规》提出“监管关口前移”，探索对创新企业分阶段检查；湖北省药监局强化许可证换发审核，对常年停产机构要求“恢复生产需重新达标”。但针对连锁医疗，亟需建立集团化追责机制——如深圳爱尔违规后，追究上市公司管理责任，而非仅处罚单体医院。
系统性整改：从惩戒到预防
上海爱尔的无证执业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民营医疗在资本驱动下的异化轨迹：当医疗本质让位于财务报表，违规便成为扩张的必然代价。解困之道需三重变革：法律层面提高处罚标准（如引入违法所得倍数罚），监管层面建立连锁机构“黑名单”联动机制，企业层面重构医疗质量考核权重（降低营收在KPI中的占比）。
药监局2025年提出的“全生命周期监管”理念，应延伸至医疗服务领域——从许可证审批到上市后合规，形成闭环监督。只有当每一次“义诊”都经得起法治审视，医疗行业的公益初心才能真正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