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吉教授端坐在裂隙灯显微镜前，银发映着仪器冷光，指尖稳定地调整焦距——这双手曾让上万名濒临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更重塑了中国眼底病治疗的版图。作为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终身教授、国内玻璃体视网膜手术的奠基者，她以九十一载人生践行着“光明守护者”的誓言，将中国眼底病治疗从半世纪前的技术荒漠推向前沿。
技术拓荒者：点亮视网膜的“手术之光”
上世纪70年代，当王文吉远赴哈佛大学师从“现代视网膜外科之父”Charles L. Schepens时，中国玻璃体手术领域仍是一片空白。彼时复杂性视网膜脱离手术不足50，患者常因无法承担进口硅油等耗材的高昂费用而放弃治疗。她带着前沿技术归国后，毅然投身技术本土化攻坚：一方面牵头研发国产重水、硅油及巩膜手术硅橡胶外加压块，将材料成本降低70以上；另一方面首创间接眼底镜诊断标准，使视网膜脱离确诊率提升至水平。
这场技术革命在90年代末迎来高峰——她主导的玻璃体切割术使复杂视网膜疾病手术跃升至90以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裂孔等疑难病例从“不治之症”变为可干预疾病。更令人惊叹的是，她创造五项“中国首例”：从脉络膜骨瘤精准诊断到眼内寄生虫手术取出，从视网膜下铜异物摘除到人工晶体复位，中国眼科自此迈入显微外科新时代。
医者仁心路：悬壶济世的“光明经济学”
在王文吉的诊室里，经济拮据的农民工与知名学者同等重要。“医生不是赚钱的职业，精神满足才是无价之宝”，这句话她践行了半个世纪。为让贫困患者看得起病，她将国产硅油研发列为优先课题。当品牌硅油每毫升售价千元时，她团队研发的产品价格仅为三分之一，且性能达到同等标准，惠及数万患者。
她的仁心更体现在临床细节中。面对眼外伤患者，她首创“双循环”血管保护术式，在取出异物的同时限度保留视网膜功能；治疗儿童葡萄膜炎时，她结合疗法与中药调理，显著降低并发症风险。一位曾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濒临失明的教师在复明后感慨：“王教授不仅救了我的眼睛，更让我能继续站在讲台上看见学生的笑容。”
桃李满天下：眼科界的“薪火传承”
王文吉的书柜里珍藏着一份特殊档案：数百名学生的学术成长记录。她深知人才是学科发展的根基，为此构建了立体化培养体系：连续举办12期全国玻璃体手术学习班，手把手培训千余名基层医生；推动中美法日等国进修通道，将徐格致、赵培泉等青年才俊送往机构深造。1998年，她更策划“上海—玻璃体手术会议”，邀请20余位全球专家来华交流，实现中国眼科与世界的深度对话。
她的教育哲学强调“技术”与“仁心”并重。在手术台上，她要求弟子“像绣花一样处理视网膜血管”；在诊室里，她示范如何用方言与老年患者沟通。如今她的学生遍布全国：徐格致执掌上海五官科医院眼底病科，赵培泉成为儿童视网膜手术，常青主持眼部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支“王氏军团”已成为中国眼底病领域的核心力量。
学术奠基人：科研临床的“双螺旋”
王文吉的学术生涯如同一部中国眼底病研究编年史。早在1988年，她研发的“加成型硅橡胶制品”获上海市新产品奖，奠定视网膜手术耗材国产化基础；2000年，“复杂性玻璃体手术中全氟萘烷应用”摘得中国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破解了术中视网膜保护难题。她主编《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参编8部专业期刊，将临床经验转化为学术范本。
她的35篇核心论文构建了多个诊疗标准：1996年发表《玻璃体切除术治疗Terson综合征》，确立玻璃体出血手术指征；2011年牵头《脉络膜转移癌荧光素造影特征》研究，提出“针尖样高荧光渗漏”鉴别诊断法，使误诊率降低40。美国贝勒医学院教授高桦评价：“她不仅推动技术落地，更建立了中国人自己的眼底病理论体系。”
王文吉的离世（2024年11月15日）是中国眼科的巨大损失，但她留下的遗产仍在持续生长。其开创的国产化技术路线使中国玻璃体手术费用降至发展中的低水平；她培养的学术梯队持续领跑黄斑病变基因治疗、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新领域。当前沿医学聚焦“精准眼科”时，我们仍需回归王文吉的初心——“用可负担的医疗守护化的光明”。正如她晚年所嘱：“视网膜手术器械会更新，但医生对生命的敬畏永不褪色。”
> 九旬人生织就光明之网，
> 无影灯下，
> 那双看透视网膜的眼睛，
> 已化作星辰，
> 为后来者标定航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