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微露，上海市某中学的视力筛查室内，初三学生李明紧盯着视力表上模糊的E字缺口，手心渗出细汗。若在几年前，这不过是一次寻常体检，但如今，“视力分”与中考成绩挂钩的传闻如阴云笼罩——近视是否真的会影响升学？ 这一疑问正牵动着无数上海家庭的神经。
政策现状与争议
上海尚未正式将裸眼视力纳入中考计分体系，但国内已有地区先行试点。山西长治市自2022年起将裸眼视力作为中考“身体素质评价”的一部分，占5分：裸眼视力≥4.9得5分，4.6-4.8得4分，≤4.5得3分，高分差仅2分。云南则采用动态赋分机制，初一视力达4.8及以上者获基础分，后续两年视力保持或改善可加分，反之则扣分。
争议焦点集中于公平性与责任归属。反对者指出，近视成因复杂，遗传因素占30-90，且高强度学业、电子屏幕依赖等外部环境非学生可独立调控。将视力与升学挂钩，可能加剧先天弱势群体的不公。支持者则认为，政策具有警示价值。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所言：“当前学生近视主因是户外活动缺失，政策可倒逼学校保障体育活动时间。”
上海的可能性与行动
上海存在政策跟进的潜在动力。教育部在“双减”政策中明确要求“将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纳入绩效考核”，并多次强调体质健康与升学评价联动。2025年中考改革风向显示，体育分值权重持续提升（如北京增至70分，河南达100分），视力作为健康指标的重要性凸显。上海市教委2025年文件虽未明确“视力扣分”，但要求为视力残疾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等便利，体现对视力问题的系统性关注。
上海正通过非计分手段强化防控。2023年，市眼病防治中心联合奥运推广“每天2小时日间户外运动”理念，开发首套学龄前儿童主动眼保健操，并在全市中小学配置AI视力筛查设备，建立动态屈光档案。这些举措与教育部“预防重于治疗”的导向一致，暗示若未来推行计分政策，或以过程性评价（如用眼习惯）为主，而非单纯结果考核。
视力测量的科学性质疑
技术层面存在操作难点。标准对数视力表（GB11533）要求检测环境光照、距离、受检者状态均需严格达标。例如，检测前需适应室内光线15分钟，且串镜检查（判断近视/远视）需专业人员进行。大规模中考场景下，如何统一标准、避免人为误差仍是挑战。
医学界限的模糊性加剧争议。政策规定“先天性近视可凭医疗证明免扣分”，但遗传性与后天性近视在临床中难以区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若学生普遍近视，扣分政策可能流于形式，反削弱教育公平。” 角膜塑形镜（OK镜）等矫正手段可使裸眼视力临时达标，可能衍生新的不公平。
未来方向：从评价到生态治理
需超越“考试思维”构建综合防控体系。熊丙奇强调，治理近视应优先保障体育课时、降低升学率考核权重，而非简单纳入中考。上海的做法已体现这一思路：通过体质健康监测与体育课程强化，2022年全市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家庭责任的再定位同样关键。教育部数据显示，疫情期间小学生近视率骤升15.2，电子产品过度使用是主因之一。政策制定需避免将防控压力转嫁家庭。专家建议，可推广上海“家校医联动”模式：学校提供筛查与运动支持，家庭监督用眼习惯，医疗机构早期干预。
上海中考是否引入“近视扣分”尚未定论，但青少年视力健康与升学评价的深度绑定已是全国性趋势。政策制定需在“健康导向”与“教育公平”间寻求平衡：一方面，避免简单化计分，优先采用过程性评价和资源保障；构建“户外活动-用眼规范-医疗干预”的全链条防控生态。
未来改革可参考两点：其一，探索“视力健康积分制”，将年度筛查结果、户外活动时长等动态数据纳入评价，弱化“一测定终身”的弊端；其二，扩大政策听证范围，如2020年长治政策被指未充分征求家长意见，公众参与可提升决策科学性。唯有当学校甩开“升学率”枷锁、家庭减少“屏幕依赖”、社会破除“唯分论”，方能真正守护青少年的“明眸”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