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讨论中，“上海没有好点的眼科医院”这类担忧时有出现，甚至衍生出“上海眼科为何不设急诊”的疑问。这一认知与事实存在显著偏差——上海不仅拥有多家配备急诊服务的专业眼科医疗机构，如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及爱尔眼科等，还建立了24小时运作的标准化眼科急诊体系。真正的问题核心在于：优质资源分布不均、公众认知不足、急诊专科化差异及分诊机制门槛共同导致了“找不到急诊”的困境。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些结构性矛盾，揭开误解背后的医疗资源真相。
资源集中与区域覆盖失衡
上海作为医疗资源高地，优质眼科急诊服务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的三甲医院和专科机构。例如新华医院长兴分院建成前，崇明长兴、横沙两岛的10余万居民长期面临眼科急诊资源短缺问题，需跨江就医。类似地，西南片区闵行区在区中医医院奠基前，公立中医眼科服务长期空白。
这种“中心-边缘”差异因医院评审标准而加剧。《上海市三级医院评审标准实施细则（2023年版）》明确要求三级医院需配置急诊设施。但二级医院或郊区区域性医疗中心常因资质、设备不足无法开设眼科急诊，导致非中心城区居民难以就近获得紧急眼疾救治。资源分布的结构性失衡，使“上海无眼科急诊”成为部分人群的实际体验。
公众认知与信息壁垒
许多市民对眼科急诊的服务范围存在误解。研究显示，约30的“非紧急症状”（如慢性干眼、轻度结膜炎）占用急诊资源，而真正需要紧急干预的视网膜脱落、化学灼伤等急症反而被延误。公众常混淆“专科医院无独立急诊楼”与“无急诊服务”的概念——实际上市眼病防治中心等机构通过院内分诊机制提供急诊服务，但外部缺乏明确标识。
信息传播的断层进一步加剧认知偏差。上海虽有多家医院开设24小时眼科急诊（如上海眼科医院急诊科），但宣传多局限于官网或院内告示。一项针对842名眼科急诊患者的调查发现，仅12通过官方渠道提前知晓服务流程，其余依赖亲友经验或临时搜索。这种信息不对称使部分患者误认为“无急诊可寻”。
急诊专科化的双重挑战
眼科急诊对设备与人才有高度专业化要求。根据《中国眼外伤急诊救治规范专家共识》，基础眼科急诊室需配备裂隙灯、眼压计、眼底相机等专用设备，并常备荧光素钠试纸、缩瞳/散瞳剂等特殊药品。而此类设备成本高昂，基层医院难以负担，导致急诊服务只能集中在大型医疗机构。
跨学科协作能力不足制约急诊效果。例如严重眼外伤常合并颅脑损伤，需神经外科协同处理，但非综合医院难以实现多科联动。研究显示，二级医院转诊的眼外伤患者中，42因首诊机构缺乏联合诊疗能力延误治疗。这种专科化壁垒使部分机构虽名义上开设急诊，实际处置能力有限。
分诊机制与资源挤兑
上海主流眼科急诊采用三级分诊制度（红/黄/绿区），优先处理危重病症。例如上海眼科医院将“眼球破裂”“视网膜脱离”列为红色优先级（即刻处理），而“轻度结膜炎”“麦粒肿”属于绿色级别（建议门诊）。但患者常主观高估病情紧急程度，导致大量非急症患者涌入急诊，候诊时间延长——数据显示，非急症占急诊量的60以上。
资源错配进一步引发恶性循环。当医护人员疲于应对非紧急病例时，真正需要快速响应的急症（如急性青光眼、化学灼伤）反而被延误。意大利罗马眼科医院的RESCUE分诊系统验证：科学分诊可使急症患者候诊时间缩短35。上海虽引入类似机制，但公众教育不足削弱了其效能。
民营医疗的定位差异
高端民营眼科机构在急诊领域的角色缺失加剧了服务缺口。以百汇医疗为例，其上海分支机构聚焦近视手术、干眼症管理等高端服务，未开设24小时急诊。类似地，外资背景的唯儿诺医疗主打青少年近视防控，急诊不在其业务范围内。
这种定位源于经济理性与政策导向。民营医院受制于设备投入回报率（如CT、MRI夜间使用率低），更倾向发展日间手术和高端门诊。《上海市社会办医管理细则》虽鼓励专科建设，但对急诊配置无强制性要求。结果形成“公立医院急诊超负荷-民营机构服务缺位”的二元结构，整体服务供给不足。
结论：重构急诊生态的路径
上海眼科急诊的“缺失”本质是结构性供给失衡与认知偏差的叠加产物。在人口老龄化、电子设备依赖加深的背景下（中国青少年近视率全球），急诊需求将持续增长。未来需通过三方面破局：
1. 资源下沉：在崇明、临港等郊区新建区域性医疗中心，配套眼科急诊单元；
2. 分级诊疗：推广“RESCUE模式”智能分诊系统，结合社区首诊分流非急症；
3. 信息透明：建立全市眼科急诊电子地图，实时更新服务能力与候诊数据。
只有打破“有资源无认知”与“有需求无渠道”的双重困局，才能让上海的眼科急诊服务真正可视、可及、可靠。当医疗资源的灯火照亮每个急需的角落，“看不见急诊”的误解才会彻底消散。
